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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2019)8日正式拉开帷幕乌克兰巨猫

来源:网络整理 编辑:江阴新闻网编辑部 时间:2019-0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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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启示录:谁来监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但危机成因至今尚无定论。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和美国前财长盖特纳等都将危机溯源到金融监管的失败,用监管真空、监管权力不足、监管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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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大、影响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年展——国际消费电子展(CES 2019)将于2019年1月8日—11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主办方预计4,400家公司会参展,入场人数将达18万人。谷歌、高通、英特尔、英伟达、三星、LG、索尼、本田、奔驰等行业龙头有望参展,其中谷歌将是10年来首次参会。

国际金融危机启示录:谁来监管金融监管者?冰淇淋首饰礼盒

卓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已近十年,但危机成因至今尚无定论。一类颇具代表性的观点,将危机归结为世界经济失衡、金融全球化、收入差距拉大、金融机构非理性等诸多因素聚合成的“完美风暴”,断言其是一场无法避免的浩劫。另一类典型看法则形成于局内人的反省,无论是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在《行动的勇气》中的回忆,还是美国前财长盖特纳在《压力测试》里的自白,都将危机溯源到金融监管的失败,用监管真空、监管权力不足、监管信息失真等辩护词,暗示着其有心乏力的无奈。

现在,已经不会有人否认以上不言自明的事实。但,这些是事实的全部吗?

金融危机并非黑天鹅似的小概率事件,它摧枯拉朽的洪荒之力,来自于监管体系长期存在的断层线。如果说动物精神造就了非理性繁荣,那么深谙“高风险高收益”的监管者,为什么始终不去质疑节节攀升的金融薪酬水平?如果说场外衍生品市场存在着监管真空,那么与金融业者频繁接触的监管者,难道对其中早就酝酿的风险长期视而不见?如果说监管资源不足,那么危机后迅速扩权的监管者,在大厦未倾时怎么就迟迟不能发起动议?风险演化为危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里,金融监管者都无所作为或无能为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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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风险并不都是麦道夫式的庞氏骗局,大部分风险是在既有法律和监管政策框架下的合规行为。但倘若金融监管存在系统性的缺陷,人性中的贪婪和欲望就会逐渐扩散到无边界的空间。透过金融监管者“后知后觉”的表象,巴斯、卡普里奥和列文三位学者2012年的著作《金融守护人》(中文版由三联书店2014年出版,杨农等译),将危机根源直指美欧“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性弊端,其视角、观点、论据以及对策都迥异于其他研究,今时今日读来仍如闻黄钟之音、大吕之律。

在巴斯等人看来,金融创新、监管真空和监管权力不足都不是本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某个监管机构一次犯错亦不会引发危机,而正是由于金融监管治理的重大漏洞才导致多个监管者多次犯错,使事态发展到积重难返的地步。为说明监管者在危机之前早就洞悉风险的严重性,本书在大量美国国会证词和监察报告中找到蛛丝马迹。例如,他们分析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61份银行破产报告,发现其中79%的银行事先就被FDIC识别出过高的风险暴露水平,但FDIC只记录风险但无进一步作为。再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内部监察报告指出,其在2006年就“准确识别出了导致次贷危机爆发的诸多风险因素”,但SEC并没有运用监管权力引导投资银行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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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证据表明,危机爆发前,金融监管者虽不是全知全能,但也绝非无知、无能又无力。那么,为什么金融监管者迟迟不揭露“皇帝的新衣”呢?《金融守护人》用一套金融监管政治经济学的框架回答:盖因监管者没有站在围观民众的行列。

有三种不同的理念指导金融监管实践。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 Faire)基于完美市场的假设,信奉“越少的监管就是越好的监管”,推行放松管制的“轻触式监管”,主张一切风险都交由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解决。公众利益主义(Public Interest)认为,善意且全知全能的政府可以矫正市场失灵,金融监管者通过向“风险承担行为”征税的方式,能降低金融机构风险溢出的外部性。巴斯等人在书中强调个体利益主义(Private Interest),既承认金融体系中存在市场失灵,又强调金融监管的政府失灵问题。他们认为,金融监管者既非超凡的全知全能者,更不是全然善意的天使,现有体制无法强制监管者自始至终都以公众利益为重,相反,“掠夺之手”经常借监管之道来实现小部分人的利益。

超越一般研究所强调的“金融监管者并非全知全能”,三位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领域也颇有建树的作者,另辟蹊径地从金融监管治理结构的角度,重点解释了拥有大量自由裁量权的美国金融监管者为什么也不是“全然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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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金融监管机构独立性不足。美联储理事会下设的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各自拥有9人组成的董事会,而其中6名由辖区内的会员银行选出。这6名董事是会对公众负责,还是会对会员银行负责?答案显而易见。另外,金融业花在政策说客和政客竞选经费上的重金,也是动摇监管者独立性的重要因素。

第二,从未停止转动的旋转门。对此,本书举了很多例证,其中一个是纽约联储行长的离任去向。除第一任行长斯特朗(逝世于任上)和盖特纳(卸任财长后也担任了一家基金公司的主席)外,所有纽约联储行长离任后均进入私营金融机构。

第三,金融业的“主场优势”。借鉴行为心理学对裁判偏袒主场球队的研究,本书指出金融机构就是金融监管行为的“主场观众”。这些声音洪亮的“主场观众”会对监管者的“判罚”表示不满并报以揶揄和嘲笑。金融监管者在这种主场压力下会将金融业的群体意见变为其真心接受的信仰,自觉实施系统性偏袒金融机构的政策,而违背大众的利益。

第四,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缺失。金融在创新驱动下越来越复杂,金融数据远滞后于系统性风险的实际情况。由于监管机构垄断了金融风险的信息,能对金融监管机构实时评估的只有他们自己。因此,公众无法获取合理、专业、公正的金融监管评估,不能及时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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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下的金融改革并未致力于改善金融监管治理结构。本书不否认《多德—弗兰克法案》和《巴塞尔协议III》等改革的努力,但也不留情面地指出,已有改革建立更多监管机构、赋予监管者更大权力、制定更加严格的监管指标,可恰恰没有触及最为重要的金融监管治理。这样的改革也许能提高监管者的“知”与“能”,但并未弥补监管者的“善”,其理念仍然是将监管者视若天使。

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赛跑中,前者始终以出乎后者意料的方式领先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努力固然能遏制已知风险,但若不解决“谁来监管金融监管者”,技术范畴上的监管政策升级,并不能保证缺乏问责的金融监管机构有动力随创新而动态调整。在不增加制衡机制的情况下,赋予金融守护人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是一种危险的策略。

要使金融监管者捍卫公众利益,光靠其日参省乎己是远远不够的。在现实中,大部分国家都没有一个真正代表公众利益的权威部门,能获得足够的信息和专业支持来对金融监管实施问责。只有在金融监管治理中新设立制衡和问责机制,才能避免下一次的监管失败。为此,《金融守护人》提出了一个“人民卫士”的方案。

“人民卫士”出台的目的是加强对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其唯一权力是随时获取任何有助于评估金融监管的信息,唯一责任是持续不断地评估并向政府和公众发布督查报告。不同于新设立的监管机构,人民卫士并没有任何直接的监管和决策权,也不削弱现有监管机构的权力,而是提供全面、专业和独立的评估报告来促进金融监管体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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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人民卫士”们被俘获,三位作者提出,其高层管理者需由国家领导人任命,成员要由金融经济学家、律师会计师、监管者以及有私营部门运作经验者组成跨学科团队,给予长期的市场化薪酬,并规定在卸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允许受雇于金融行业和游说组织,有效防止旋转门。

《金融守护人》一书对人民卫士的作用寄予厚望。就像体育比赛中争议判罚的“即时回放”,人民卫士作为公众代表所进行的专业化问责,为金融体系提供了“风险即时回放”功能,可以通过照亮整个监管体系和金融政策制定过程,减少监管机构运作中的政治干预,降低金融监管政策受个别信奉有缺陷意识形态的权力人士影响的可能性。

在正式出版前,书中的观点在不同场合经历了激烈的讨论。有人提出现有国际机构对各国金融体系的评估(如FASP)即可实现人民卫士的功能。但作者认为国际组织无权要求各国监管部门提供所有信息,各国政府也不会对国际机构的评估尽信之,这类评估对风险控制的影响力有限。又有人指出提高监管人员的薪酬就能减少旋转门的影响。但作者认为,这并不能有效解决对监管者问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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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倒是存有一点疑虑。人民卫士们同样也不是全知全能兼全然善意,有什么机制能够防止其不被能量巨大的金融行业所俘获?即谁来监管“金融监管的监管者”?本书并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但作者也承认“人民卫士”制度并非灵丹妙药,它是对现有监管改革的有益补充而非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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